为了实现按劳分配的主体地位，难道要把企业越办越差吗？这在宪法上显然不可接受。
因此，检察没能改为监督，更遑论将检察机关定位于法律监督机关，宪法草案初稿第 74 条规定的检察权就这样被确定下来。从历史维度观之，法律监督的本质是对公权力的监督，比如对公安机关的侦查权、人民法院的审判权、监所机关的执法权、行政机关的行政权等公权力的监督。
苏联检察体制的影响也在急剧弱化。人民代表大会制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把一切政治权力集中于人民代议机关之手(26)。法律监督之法律并不限于法律、法规，亦包括规章。检察机关自此摆脱了苏式检察体制的深刻影响，逐步走上了独具中国特色的法律监督机关之路。检察机关此种传统社会功能的定位，其个案效果比较突出，但社会效应尚未充分发挥。
其五，2018 年现行宪法迎来第五次修正，宪法上的一项重大调整即是确认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成果，将监察委员会写入宪法，人大主导下的国家权力结构由一府两院变为一府一委两院。(52) 前注 (40)，卡尔·拉伦茨书，第 418 页。哈贝马斯则通过人权与人民主权同构关系的历史说明，试图通过程序主义捍卫二者的相辅相成。
然而，在霍布斯的自然法则概念里，更多并非古希腊目的论意义上的外在于人的理性普遍的自然，而具有人类学的基础;也不同于宗教观念中的神性，因此翻译为自然法是不妥的。[xiii] 自然状态是一种典型的以原子式的个人（即完全以自我的理性、意志和欲望）为中心的状态，它区别于市民社会状态;每一个人在自然状态下过着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的悲惨生活。施米特没有发现，如果没有程序，也就不可能有决断。契约对于其中一方来说就是一种信诺，而信诺必须被遵守也就成为第三条基本的准则。
但这种观点阻碍了共同、普遍的自我意识的形成。[xxxiv] （三）基本规范为制宪立法 凯尔森学说最关键的地方就是要解释宪法的效力。
语言的规范期待功能在今天制宪理论的想象中需要进一步扩展，这尤其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 首先，宪法作为一种语法在快速社会化与碎片化。[l]韦尔默也总结道，民主需要斗争，但不是仅仅为这个民族的人权与民主而斗争，也要为他敌人的人权而斗争，最终为所有人的人权而斗争。[xxix]因此，法本身就具备自我立法的意志，它不需要其他因素来为自己设定根据。制宪的过程不能简单理解为就是整体意志统一发出声音的过程，而应该是一个建立在反思性认同基础上实现程序正义的过程。
[xxviii]他要将一切政治的、宗教的、道德与伦理的因素统统清除出法律的世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罗尔斯认为制宪的理论本质是稳定性难题，它要回答一个稳定的集体行动如何可能这样一个问题。简单的放弃并不关心是否有人获得什么益处，而转让则关心的是特定的人从中获得的益处。程序固然蕴含例外，但例外不意味着破坏程序，而毋宁应该理解为对于随机出现的情况再一次程序化的过程。
任何一个国家机构，包括主权者，只有促成这种自由意志的主体交流，才是正当的，因此国家必须是一种组织化的意义生产框架。[lv]新实用主义哲学家布兰顿认为，规则是由语言表述的，遵守规则的前提在于我们的规范态度，也就是对规则的语义理解，限制我们的是对规则的理解，而不是规则本身。
没有共同意志就没有实质意义上的宪法。[xx] See Hobbes，Leviathan，edit.by R.Tuc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6，p.117. [xxi] See Hobbes，Leviathan，edit.by R.Tuc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6，pp.121-128. [xxii] See C.Mollers，The Three Branches:A Comparative Model of Separation of Powers，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3，pp.54-55. [xxiii] 这正是哈贝马斯从商谈论的社会认知前提对霍布斯做出的批评，参见[德]哈贝马斯著:《在事实与规范之间》，童世骏译，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114页。
（一）意志的自我立法 与黑格尔的认知不同，凯尔森认为在法律的科学世界里，可以实现存在与效力的同一。他的全部理论意图在于通过政治同意确认主权者。正如林达尔的批评：制宪是一个共同体自我组构的过程，这种过程本质上是一种反思性认同产生的过程:一是要求成员把他们自己看做是一个整体的集体及集体的行动。所以苏联的法律是法律体系，意大利法西斯或民主国家的法律也是法律体系。第三，这种实证化的自由意志又如何证明自己具有可普遍化的效力，最终实现制宪者与人民的意志同一。[vi]我们也可以把它们理解为政治制宪和法定制宪。
施米特的政治决断则同时迷失在普遍化不足和规范性缺位的窘态之中。它的有效性在于特定条件的成就或说满足。
因为只要每一个人都还握有这样的权利，则人与人之间一定陷入战争。凯尔森命题也因此可以表述为宪定权（即宪法规定的各种国家机关的具体权力）优于制宪权。
他曾明确提出：主权概念必须在根本上加以抑制。对于一个现代民主国家来说，制宪权的理论根基在于人民主权学说（人民作为整体行使制宪权），宪定权的理论基础则在于民主框架下的法治。
关键词: 政治制宪 法定制宪 自由意志 规范期待 导论：制宪的问题意识及两种类型 制宪来自人的意志。主权是一种对例外情况的决断，在危机中显现。社会世界是由人的交互行为和意义交流所构成的世界。然而，施米特认为，主权，尤其是作为一种制宪权的存在，是不可能消解的，因为现代宪法不过是国家存在状态的形式表达，而国家又不过是人民集体政治意识的制度化表达，没有这种政治存在本身，就不可能有国家及其法律体系。
而成文的法（也就是市民法），则是主权者的意志，根据契约，它也不能被商谈。最后，多数人中的个体，他对于多数决的内容也可能会在以后发生不满。
民主正当性也就是作为人民主权的根本意志的运用被承认。[xix] （二）主权者观念的诞生 霍布斯指出，立约行为以及立约之后有相当多的自然准则在指引着这些行为，如导致立约的第一原则和第二原则，在立约之后还有诸如第三原则契约要被执行/违约是不正义的行为（正义）及其他诸原则如平等温和怜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
[xl]由此，他既不是停留在价值与观念层面来理解宪法，也不是仅仅注重宪法的实证性层面。[iv]那么，我们如何在制宪活动之外寻找它被设定的效力的根据？ 进一步说，制宪还面临着稳定性难题，也就是说制宪的效力并不可能如自然法则一般，永恒和不可变。
因此，制宪全部的问题意识就在于，由于这种分离，制宪的效力不遵循自然法则，无法在马克斯·韦伯意义上的经验—因果分析框架里来寻找其根据，不能通过归纳人类历史上历次真实的制宪活动的起因造成来回答其效力来源。[xxv] 最后，同意的哲学最终走向的是意志论，背离了可普遍化的伦理要求。但人运用理性更喜欢发表自己的见解，攀比自己的智慧，并认为自己的理性一定高于其他人。[xxvi] 二 法定制宪与凯尔森的纯粹法学 法定制宪的基本逻辑是：制宪只能得到实证宪法，它需要在排除宪法之外因素的情况下，合乎逻辑地论证宪法如何被设定有效的，而这种设定最终只能诉诸于法本身创造的意志。
主体间的理性始于每一次制宪的过程。所以，宪法应该被遵守这个规范性条件，也就是基本规范，是存在的。
因此，政治制宪与法定制宪在逻辑上是相互依存，在结构上是同步、同时建构的关系。[lvii]因此，制宪者自由意志的可普遍化效果既不能从形而上的实体原则中演绎而出，也不可能如同康德所设想的道德主体的孤独自白，它需要通过实证宪法意义上的概念、条款不断展现宪法所蕴含的道德深度，而这个展现的过程要接受对话者的理性反思和理由反抗。
这是宪定权能够分解制宪权、也是他强调主权概念必须被限制的根本原因。什么是基本规范？最简单来说，就是一个命令：要遵守这部宪法。
